一个失去右臂的法国人，在日军入侵上海的炮火中，创立世界上第一个难民安全区，庇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的性命。
他是“拉贝的师傅”，名字出现在《拉贝日记》中十多次，约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拯救难民，灵感正是来源于他。他被誉为“难民之父”，1949年，这个位于上海南市的安全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被写入《日内瓦公约》。
然而，他的名字却知者寥寥，他就是饶家驹。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在档案、口述史和文献中寻访饶家驹二十余年的学者苏智良，为我们讲述了这段不应被遗忘的传奇历史。
卡车上是满满一车难民，他们刚从战区撤出，正开往南市安全区。上海市档案馆藏
“拉贝的师傅”
在电影《南京照相馆》的尾声，毓秀手持通行证，终于走进了安全区。在那里，她将阿昌、老金等人用生命守护的底片，郑重交到了一位外国记者手中。
庇护毓秀的安全区，由二十余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这片区域成为超过二十万中国平民最后的生命屏障。被中国人无数次感念的德国人约翰·拉贝，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核心发起者与主席。其在华期间书写的《拉贝日记》，至今仍是揭露那场暴行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拉贝日记》中有一个频频出现的名字——饶家驹。
上海南市安全区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们。前排右二为饶家驹。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告诉记者：“有人称饶家驹为‘上海拉贝’，实际上，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效仿的模板就是饶家驹早前在上海创立的南市安全区。”拉贝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关于安全区，我们自然是从饶神父在上海设区的成功经验中吸取灵感。
“与其称饶家驹为‘上海拉贝’，不如说他是‘拉贝的师傅’。”在苏智良看来，饶家驹是一位被遗忘的英雄。20多年前，他第一次在史料中遇见这个陌生的名字时，就禁不住心潮澎湃——一位法国神父，在上海生活27年，抗战时创立的南市安全区，从日军枪口下拯救了至少三十万中国难民。
他开始打捞关于饶家驹的历史碎片。在《申报》《益华报》等泛黄的旧报纸中，他惊讶地发现，作为当时上海多个慈善组织的负责人，饶家驹当年的知名度远高于南京的拉贝。早在1932年淞沪抗战时，他就已经是上海滩声名显赫的“明星人物”。
那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许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于火线之中。饶家驹闻讯后挺身而出，通过英国驻沪领事居中调停，并亲自登上日军旗舰“出云”号，面见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经过激烈交涉，最终达成四小时的临时停火协议。
2月11日上午8时至12时，饶家驹亲自带领20余名翻译、担架员等，以及8辆大卡车，深入闸北火线，成功救出了七八百名惊慌失措的老幼妇孺。事后，时任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特别致函，表彰他“慈善为怀”。
一位法国人，竟能在上海的复杂政局中，与中、英、日各国要人多方周旋，一手促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停火。饶家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
几乎与苏智良同一时期，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也在文献中注意到了饶家驹的名字。阮玛霞的父亲曾在上海生活，带着这种情结，她辗转美国、中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地，从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中，拼凑起饶家驹的传奇人生。
1878年，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市。16岁那年，他加入了耶稣会。因为惦记年迈生病的母亲，他原本不愿到遥远的中国，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分派，千里迢迢抵达了1913年的上海。
站在黄浦江畔，他与耶稣会的利玛窦、汤若望等前辈一样，“穿长衫，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饶家驹。不一样的是，前辈们走“上层路线”，致力于结交士大夫甚至皇帝，他则将目光投向了苦难中的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在战乱与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29年，豫陕甘三地大饥荒，他主持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大水，他出任救济水灾委员会秘书，不仅负责分发救济金、调查赈灾食品发放，还别出心裁地邀请电影公司拍摄制作纪实电影，以吸引富人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他亲自赴徐州调查灾情，然后撰写报告，组织慈善团体救援。
最了不起的当然还是在战火中救援战争难民的行为。为了给这些战争难民寻求资助，饶家驹曾去日本会见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去重庆会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他“显然是个天生的外交家和杰出的组织者”，在专著《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中，阮玛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008年，该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饶家驹为主角的学术研究著作。2011年，此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然而，在学术圈之外，包括南市安全区所在的上海，饶家驹的名字仍鲜为人知。直到2014年，苏智良带着他的研究生王海鸥等人，踏进上海老城厢的街巷之间，开始实地寻访饶家驹的历史痕迹。
寻找饶家驹
方浜中路，一条繁华的上海老街。北侧紧邻豫园与城隍庙——这座城市最负盛名的旅游地标之一。尽管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方浜中路依旧人流如织。熙攘往来的游客恐怕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这条商铺林立、寸土寸金的街道，曾是一道生死分隔线——路的南边，是炮火摧残下的断壁残垣，而北侧，则是成千上万难民艰难求生的安全区。
这是饶家驹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
守护这条生死边界线的人，正是饶家驹。
苏智良一直希望找到那些曾在饶家驹庇护下亲历生死的人们。早在十几年前，他就说过，当年的难民如果还在世，“最小的也得80多岁了，再不做这件事，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然而，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后，寻找亲历者无异于大海捞针。幸好，和老师的执着一样，苏智良的学生们也都怀揣着一颗不肯放弃的心。
2014年夏天，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带着学校开具的证明信，扛着摄像机与笔记本，开始逐个走访安全区旧址范围内的居委会。每到一个居委会，他们就急切地询问：“有没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居委会提供的信息有限，他们不得不挨家挨户敲门探访。然而，回应他们的常常是一次又一次摇头，“没听说过呀！”“有这个事吗？”
从盛夏奔波至初秋，王海鸥的心情日渐沉重。一年前，她与导师苏智良商定，将“饶家驹与南市安全区”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当时导师就提醒她，这个题目不易，需要实地调查。她虽早有心理准备，却没想到现实如此艰难。
近乎绝望之时，古城居委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位女同事，“她婆婆100岁了。”第一位历史的亲历者余阿姣就这样被找到了。
沿用同样的笨办法，王海鸥和同学们又通过广福居委会，找到了第二位亲历者王晓梅。或许是历经太多风雨，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起初犹豫不决，迟迟不愿开口。后来，年近六旬的苏智良亲自带着学生，提着水果登门拜访，历史的尘埃终于被一点点拂开。
王晓梅的家当年就在方浜中路的北面，离安全区边界很近。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女邻居被日军拖走，在弄堂口遭遇了强暴。惊恐之下，年幼的她和姐姐再也不敢在家里过夜，每天晚上，父母让她们抱着草席，躲进安全区中心地带的难民收容所睡觉。
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的难民记忆被重新唤醒，这支寻人队伍也一天比一天壮大。2015年2月，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金亚的策划下，一则“寻找饶家驹”的寻人启事通过电波传遍上海的大街小巷。
1934年出生的刘复田老人向金亚描述了儿时记忆中的“大胡子爷爷”饶家驹：“穿一件黑的袍子，一大把胡子，小时候也比较奇怪，好像他一只手不方便的。他到难民区视察，我父亲经常和他在一起……”
李秀凤老人出生于1924年，听到广播寻人后，立刻找到了电台。老人一直记得当年全家逃难的一幕，“我爸爸找了一辆黄包车，我们三个小孩坐在上面。租界的铁门关起来了，怎么办呢？急死了。后来正好有人在喊，你们不要急，不要急，这里有个难民区。”一家人跟着人潮跑，最终跨进了那条生死分隔线内的难民区。
李秀凤口中的“难民区”，就是饶家驹所创立的南市安全区，国际上通常称为“饶家驹安全区”。它位于上海南市老城厢北部，南以方浜路（今方浜中路）为界，东、西、北三面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
1937年11月9日中午12点，红十字旗帜在此高高飘荡，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从这天起，这片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东方战火中的“诺亚方舟”，先后为30多万中国难民提供了生命的庇护。
半个多世纪后，30多万中国难民只被寻人队伍找到了十几位，如今，这十几位亲历者也都作古。“当时年长的有一百岁，年龄最小的也八十五六岁，今年一个都没了。”苏智良一声叹息。令人欣慰的是，借助老人们留下的口述史，苏智良、王海鸥和金亚等人，一直在坚持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独臂天才
作家徐迟20多岁时，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采访过饶家驹。他在通讯《凄怆的南市》中写道，“一个身子修长、白色长髯飘荡的法国神父。他的一条右臂在前次欧战中失去了。他站在人丛中，高高地出现。在一个日本人的面前，饶神父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在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他说得好国语和上海白话。他对英国人说英文，对法国人说本国话。便是他，果敢地挑起了二十万难民的安全的重担子。”
徐迟的报道中有一处小差错：饶家驹的右臂并非在一战中失去的。1913年，他抵达上海时，一战尚未爆发。实际上，他的右臂是在徐汇中学教书时不幸被炸断的。因他是化学老师，学校让他制作一些节庆时使用的烟花，同时向学生们演示火药的原理。不料，火药突然爆炸，猝不及防的饶家驹从此失去了他的右臂。
徐迟没有说错的是，饶家驹确实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的母语是法语，只因一度被派到英国教书，就牢牢掌握了英语。在中国生活多年，他不仅能熟练使用国语和上海话，甚至还从虹口的日本侨民那里学会了带有关西腔的日语。
在苏智良看来，饶家驹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社交达人”。他曾对学生说：“干社会事业的人，应该多交际、活动，多识朋友和研究心理……否则事业便无成功的希望。”
应该正是得益于这种高超的社交技巧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才能在硝烟弥漫的上海租界之外，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使命——建立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的安全区。
1937年8月13日，这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日军进攻上海，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疯狂涌向租界寻求庇护——按照人们过去的经验，租界是外国人保护的地方，只有逃到租界才是安全的。
据1937年的《申报》报道，8月底的时候，上海难民已有70万。时人在文章中描述，在难民必经的外白渡桥上，人流“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底下的呼救者，呼儿唤女的悲啼音——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
最让难民们绝望的是，人满为患的租界不堪重负，为了阻止更多难民进入，干脆关闭了铁门，甚至以铁栅栏、铁丝网阻隔。于是，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民国路上，超过十万的难民只能露宿街头，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
此时，饶家驹站了出来。他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构想：在南市划出一块非军事化的安全区域，专门收容难民，并要求日军不得轰炸此区域。
之所以选择南市，饶家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里已聚集了大量难民，且与法租界仅一路之隔，容易获得租界的援助。此外，作为上海的老城厢，南市的军事设施不多，公共空间极多，城隍庙、豫园、小世界游乐场、万竹小学等，都是收容难民的理想场所。并且，随着战火逼近，南市的很多居民已经离开上海或迁往租界，留下了大量空房。
饶家驹的想法很快得到租界当局的支持——正如学者阮玛霞所说，租界也希望“在他们享有特权的、而确实也过于拥挤的租界之外，找一个地方来安置难民。”一些在租界担任要职的“外国精英”，后来都成了安全区监察委员会委员，其中包括公共租界工部局顾问普兰特、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查尔斯·巴尔敦等。这与后来南京安全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南京，和拉贝一起留守的外籍人士大多都是普通的教师、医生、商人或传教士。
11月4日，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正式同意了饶家驹的提议。紧接着，饶家驹又动用私人人脉，委托相熟的英国记者田伯烈代为疏通，经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松本重治牵线搭桥，与日本外交官和军方高层反复交涉。重重压力下，日方最终同意不会攻击该区域，只要它是一个专门为平民提供的区域。
日本之所以同意，当然不是出于所谓的“善意”。“关键原因在于日本意图美化自己的国际形象。”苏智良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大量外籍人士和外国记者，一旦发生大规模平民伤亡事件，对日本的国际声誉是很不利的。”此外，强有力的“外国精英”对安全区的支持，也是日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原因。
城隍庙的大殿里也安置了数百名难民。 上海市档案馆藏
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说服日方认可安全区的存在，仍极为不易。细览饶家驹当时与中日双方往来的信函，可以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在与中方沟通时，他以“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名义进行；在与日方交涉时，则自称为“上海国际红十字难民问题委员会”主席。
苏智良向记者分析，“上海国际红十字难民问题委员会”这个机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当时仅有“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是正式机构。“问题”和“救济”只有两字之差，含义却完全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饶家驹在信函上留下的地址是他个人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并非国际红十字会的官方办事处地址。苏智良据此推断：“饶家驹在与日方交涉时，使用的是一个虚拟的机构身份。”
这一虚拟机构身份的背后，是饶家驹在中日之间谨慎周旋的苦心和智慧。苏智良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方面支持建立安全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坚决不与日方商洽、不订任何协定——这不难理解，因为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但以救援难民为最高目标的饶家驹，就不得不自己出面，以不同身份分别争取双方的认可与保证。
“洋城隍”
上海市档案馆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在安全区内的城隍庙大殿里，难民席地而坐。城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护一方平安、守一座城池的城市保卫者。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城隍庙真正成了数以万计难民的庇护所，而饶家驹亦被上海老百姓称为“洋城隍”。
饶家驹与安全区的难民和孩子们在一起。
2024年9月3日，苏智良（左）在安全区旧址接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
他无愧于这样的称呼。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人数最多时容纳了超过20万名难民。就连今天最受游客欢迎的豫园九曲桥上，都睡满了难民。如此多的难民挤在这么小的一片区域，单是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其难度就不亚于管理一座小城镇。
为了便于管理，饶家驹把安全区划分为九个区域，每区都设一名区长，并从难民和住户中挑选若干人，负责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等日常“自治”工作。
激烈的战火，破坏了南市安全区的自来水厂和电厂，难民们最初涌入时，这里几乎一无所有：没水没电、粮食紧缺、衣物匮乏。这时，我们不得不佩服饶家驹选址南市的先见之明：他亲自前往毗邻的法租界，再三协商后，法租界答应将水电供应延伸至安全区。连通法租界的三个大号自来水龙头很快安装好，安全区内还建起了24处老虎灶，难民们的用水问题顺利解决。
更为严峻的是吃饭问题。在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门门口，隔着厚厚的铁栅栏，每天都挤满了伸手乞食的难民。法租界内的热心人士出于善意，往往买来大饼和馒头，隔着铁门从高空抛下。每次有大饼和馒头“从天而降”，难民们就会蜂拥而上，纷纷抢食，根本顾不得食物是不是沾了脏污。王晓梅那时年龄太小，挤不过别人，只好把阳伞撑开倒着举过头顶，以便多“抢”几个馒头。
饶家驹曾对外国记者爱德娜·里·布克说过：“一美元就能为一个中国人提供一个月的廉价食物和医疗服务。”每一个难民的花费如此之少，然而，安全区的难民实在太多了，每个人一美元，20万人就需要每个月20万美元的巨款。上海各界人士和团体的捐款远远不够，他决定去海外募捐。
1938年5月2日，饶家驹风尘仆仆地动身，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募捐计划。
必须承认，饶家驹的确是个“社交天才”，人还没到美国，来自美国、法国和中国官员的“推荐信”，已经纷纷送达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法国驻美大使和美国商会会长同时向美国国务卿赫尔引荐了他，曾任国民政府驻美、驻苏大使的颜惠庆则在信中称赞：“他蓄着白色山羊胡，一双敏锐而又和善的眼睛总是能给那些受伤病和贫苦困扰的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5月26日，在法国驻美大使的陪同下，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饶家驹。不知他如何打动了罗斯福，对方居然慷慨地拨付70万美元的救济金——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这可是一笔巨款。罗斯福还特许了一大批原本要被资本家处理倾倒的小麦，由红十字会免费运输到上海。
阮玛霞经常用“不循规蹈矩”来形容饶家驹，仅从募捐方式看，饶家驹的确“不走寻常路”。他发起的一系列“一碗饭”晚会活动，号召每位客人捐献一笔救济款，数额只需介于一碗米饭和一顿正餐之间即可。每次晚会似乎都有不同的噱头，有时是身着中国时装初入社交界的少女，有时是伴随进餐举行的中国拳击比赛、摔跤、杂耍等活动。还有一次，他竟然成功游说旧金山的富人，在活动中模拟“被捕”，付一笔“罚金”后才被释放，这些“罚金”就是富人们的捐款。种种“花式”募捐，帮助饶家驹在美国募集到善款100万美元，在加拿大募集到70万美元。
这些善款漂洋过海，化作难民们袋子里的大米、面包和小麦。据资料记载，当时难民凭票券到发放中心领米，每人每天能领到大约9两大米。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一些视频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用绳子圈起来的区域里排队领米，妇女们提着篮子、袋子，随着队伍的移动向前走，满脸欣喜。1938年年底，《救亡日报》曾刊文介绍难民们的情况：“发面包的人来了，是国际救济会发的，大一担，小一担，据说每人每餐两只，每天非发二十万只不可。”
安全区人口密度极高，饶家驹最担心的还是医疗卫生。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料。这项工作太繁重，此时，上海众多的慈善团体伸出了援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安全区成立刚刚一周，上海国际救济会就在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由红十字会的医师免费义诊。当时的医师华俊回忆，他曾在城隍庙的菩萨像前，为两位产妇接生。还有一个怀孕四个月的孕妇，肚角被弹片击破一洞，他只能包扎缝好，然后设法将孕妇送入租界医院治疗。不久，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医学会共同开设了三所临时医院，分别位于万竹小学（今上海市实验小学）、流通图书馆和侯家浜叶宅。
衣食住行之外，治安也是难题。安全区建立初期，经常有窃贼闯入偷盗，饶家驹干脆请法租界派出大批巡捕，一举抓获了七八十人。但他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拘禁，而是将他们反绑双手，沿街游行示众，三天后全部释放。他在中国生活多年，深知“脸面”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果然，经此一例，安全区内的盗窃事件明显减少。
条件如此艰苦，但饶家驹还不满足于仅仅维持难民的基本生存，他相信，总有一天，难民们将走出安全区，在那个值得期待的日子，他们需要一技之能。因此，安全区还设置了学校和难民工厂。
每每讲到这些，苏智良总是忍不住感叹“了不起”，“最简陋的难民学校，难童们坐在地上或铁皮饼干筒上启蒙；妇女在工厂自己动手，缝制棉袄棉裤，让10万以上的难民每个人都有冬衣；有时，监察委员会甚至会统计难民们每日摄入的卡路里，计算热量够不够……”
而最让苏智良感动的一个细节，是饶家驹的口袋里永远装着糖果，看到小孩子啼哭，就掏出两颗，用上海话安慰他“你别哭”。在最令人绝望的战火中，这是他在孩童们心中种下的希望。
生命线
虽然日军同意不会攻击安全区，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
1937年11月12日，安全区成立后第四天，一队日本兵趾高气扬地闯进南市北部。他们在沙包上插着太阳旗，用刺刀驱散周围的难民，还开出两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上耀武扬威，恣意查抄行人。饶家驹亲自出面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还有一次，日军借口一名哨兵遭到枪击，突然闯进安全区，宣布戒严，挨家挨户搜查狙击手。难民们提心吊胆之时，还是饶家驹挺身而出，平息了事件。
次日清晨，日军撤离了安全区。然而，类似这样时不时的戒严，却给很多难民留下了终生阴影。刘复田清楚地记得儿时的惊恐，日本人一戒严，就将铁门关死，城里城外不能通行。有一次，他和奶奶、哥哥从外面回来时，铁门紧锁，奶奶听说新北门还开着，就带着他们哥俩往那里跑。“到了人民路，几个日本兵骑着三轮摩托车向我们撞过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躲过撞击。”
王晓梅的家离安全区边界很近，因此时常目睹日军岗哨对难民们的折磨辱骂：经过此地，每个人都必须向日本兵问好，还要点头鞠躬；如果戴了帽子，必须先脱帽致敬。一旦有人忘记脱帽，“招惹”了日本兵，他们立刻会用枪托狠狠殴打，甚至提起整桶凉水，从人头顶一桶一桶浇下去。
最让王晓梅担惊受怕的，是日军经常在安全区的边界抓“花姑娘”。1939年9月6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桩令人发指的惨剧：一天凌晨一点，安全区内的观音阁街31号，23岁的秦阿大和16岁的秦金弟两姐妹正在睡梦中，两名日本兵突然破门而入，企图施暴。情急之下，姐妹二人先后从窗户纵身跳下，结果腿骨摔断，身受重伤。
面对日军的暴行，饶家驹能做的就是始终和难民们在一起。每天清晨，总有一辆黄包车穿过法租界的铁门，一路行驶到安全区，直到天色昏暗，再回到法租界。坐在车上的人，正是饶家驹。每日穿行在日军岗哨前，饶家驹也免不了遇险。有一次，日本人的子弹莫名其妙冲他飞来，只差一点，被射中的就不是他的长袍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迎着晨光出现在难民面前，事无巨细地处理每一个难题。他凭一己之力，守卫着安全区摇摇欲坠的安全。几十年后，难民们回忆彼时的生活，不约而同地提到一句话：不过方浜路，就性命不保的，过了方浜路，在安全区里至少性命无忧。
方浜路，这条生死相隔的生命线，让家住方浜路369号的王凤英老人刻骨铭心。他告诉金亚，有难民住到安全区后，偷偷跑到方浜路以南的家里取衣物，结果被日本兵抓住，绑在电线杆上，先把衣服脱了，拿蜡烛烧身上的毛，等人昏过去了，又拿刺刀划醒……
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却很少有人知道，残暴的日军在上海也曾制造过类似的惨剧。“金山大屠杀死亡1000多人，宝山的罗泾大屠杀死亡2000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南市安全区对30万难民的保护是多么的重要。”苏智良说。
“小小的解放区”
1938年8月16日，上海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码头，来自各个难民收容所的700多名青壮年，陆续登上了英商“太古”轮。为了掩人耳目，青壮年中还混杂着不少妇女、老人和小孩，他们和青壮年主力军组合成“临时家庭”。只有带队的朱启銮和队伍中的几十名地下党员知道，这支“移民垦荒”队伍的最终目的地，是皖南云岭的新四军驻地。
逃出孤岛的路上，朱启銮等人时刻绷着一根弦，他们一遍遍叮嘱船上的难民：不唱抗日歌曲、不带抗日书籍，无论如何遭到盘问都要一口咬定，是去垦荒干活，养活自己……等船一出吴淞口，大家顿时活跃起来，抗日歌声此起彼伏。不久，分成12支队伍的难民在温州登岸，跋涉千里，翻山越岭，终于抵达云岭。
紧随其后，第二批、第三批难民被“遣送”出上海。最终抵达新四军部的难民累计达1200多名。这些难民中的不少人，就来自饶家驹创立的南市安全区。其中有个14岁的小男孩，后来成长为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他的名字叫杨堤。
朱启銮的弟弟周克，是当年的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2015年，周克99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在他的寓所，苏智良、王海鸥和金亚共同聆听了饶家驹与中共地下党鲜为人知的往事。
周克没有直接与饶家驹联系，与饶家驹共事更多的，是他手下的得力女将黄定慧。很多人或许更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黄慕兰，是的，就是那个“潜伏”上海滩，以“名媛”身份周旋于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甚至救过周恩来一命的黄慕兰。
早在“八一三”前后，黄慕兰就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要求下，开始协助饶家驹开展难民救助工作。1937年8月15日，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第一难民收容所建立。这是上海租界建立的第一个难民收容所，饶家驹任所长，律师陈志皋任副所长，黄慕兰则出任总干事。
第一难民收容所规模不大，包括7个大芦棚和7个小芦棚，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医院、浴室和理发室一应俱全。收容所留下的老照片中有一张足球比赛的合影，笑靥如花的黄慕兰赫然站在中间。
1937年11月，第一难民收容所还成立了党支部，前后共有约50名党员。类似这样活跃着共产党员的收容所，上海还有50多个。以至于晚年的周克曾对媒体感叹，“难民所里，就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黄慕兰在自传中提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准备，许多提高了觉悟的青壮年难民，纷纷提出要参军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于是，就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对他们进行秘密登记和短期集中训练。为了顺利护送他们去参军，陈志皋“请饶神父出面去向包围上海租界的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得阻挠，保证他们的安全，日军也同意了。”
不知饶家驹是否觉察到了这批难民返乡的真正目的，但我们可以肯定，他给每个难民发放了5元路费。显然，只要是有利于难民的事，他都支持。
2015年6月11日，当年主持中国共产党上海难民工作的周克（左），向苏智良、金亚、王海鸥等讲述了饶家驹与中共地下党鲜为人知的往事。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饶家驹还间接地掩护了宋庆龄等“难民”的撤退。亲历此事的黄慕兰是这样回忆的：
1937年11月12日，日军侵占上海。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上海的租界已经沦为“孤岛”，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必须分批秘密离开上海。鉴于日军已经封锁长江口，为掩护他们安全撤退，志皋和金学成等向抗敌后援会建议，只能请饶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难民的名义要求放邮轮进来，且沿途日军不能开炮拦击。当时日本尚未与英、美、法宣战，总算获得日本人同意。饶神父提出为确保安全，撤退人员上船时，不要在码头开盛大的欢送会，不许呼喊抗日口号。11月27日，只有我一个人作代表在码头上送行。年迈的何香凝女士拄着拐杖，孩子剧团中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最大的也只十四五岁，老老小小一船“难民”悄然撤离上海。
“难民之父”
1940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返乡，南市安全区的人数不断减少。到了这年6月，安全区里只剩15000多人。与此同时，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的故乡正在遭受德军的入侵。6月16日，在人群的欢送下，饶家驹乘船离开了他生活27年的上海，他要回去帮助祖国的同胞，就像帮助中国的同胞一样。
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岁月，饶家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饶家华。1940年6月18日的《申报》上，刊出了他饱含深情的话语：“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
回到巴黎，饶家驹原本希望运用他在上海的成功经验保卫祖国的同胞，可惜，这项慈善计划最终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实现。反倒是二战结束后，因受联合国的委派，他才得以在“敌对”的德国，再次续写救助难民的事业。饶家驹无疑是有大爱的人，在他眼中，那些受苦受难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国别之分。
他为心心念念的事业耗尽了所有的精力，1946年9月，因长期营养不良、劳累过度，他摔了一跤，此时，医生才发现，他已经罹患白血病晚期。几天后的9月10日，饶家驹在柏林离开了人世。
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或许是因早逝，且没有后人，他的名字一度被历史遗忘。然而，他留下的遗产却影响了全世界，直至今天。
1940年6月30日，因缺乏主持者，南市安全区宣告结束。从1937年11月9日到1940年6月30日，这只“孤岛方舟”一共存在了963天，庇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但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1937年年底，拉贝等人仿照南市安全区，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尽管日本始终拒绝承认。1938年年底，饶家驹又亲赴汉口建立了汉口难民区。
诞生在战火中的南市安全区还引起了世界的瞩目。1937年11月，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瑞士医生路易·卡拉姆多次参观安全区后，被这种战时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深深折服。在此之前，如何保护战争中的平民，全世界都没有共同认可的模式，就连《日内瓦公约》关注的也是受伤和生病的士兵，没有任何保护平民安全的条款。
卡拉姆将南市安全区的运作写成详细报告，汇报给了日内瓦总部。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引证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1949年，63个国家共同签订新的《日内瓦公约》，“饶家驹安全区”再次作为成功的“上海模式”，被写入其中。如今，该公约的签字国已达196个，战时保护平民成为世界共识。
饶家驹没能目睹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订。他应该也不知道，中国难胞盛赞他为“难民之父”，“虽然失去了右手，但用左手做出了比许多人用两只手更多的好事”。在他离开后，难胞们曾想为他铸立一座铜像，还想把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把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纪念他对中国百姓的大爱。然而，难胞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为饶家驹安全区建立纪念碑的愿望，直到2017年，才在苏智良的推动下成为现实。
苏智良告诉记者，当年的南市安全区已是城隍庙历史风貌区，在历史风貌区破土树碑，原本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情。没想到，当他讲述了城隍庙在战时充当难民“保护神”的故事后，城隍庙的吉道长当即同意在山门处竖立纪念碑。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城隍庙落成并揭幕。
采访时，苏智良连连感慨，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但是，只要听说了这个故事的人，几乎都会自发加入“寻找饶家驹的朋友圈”：金亚为此花费数年，甚至自费跨越四国“寻找饶家驹”；德国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姜玉春，从《拉贝日记》中看到饶家驹的名字后，亲赴德国，几经周折找到了饶家驹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上海市黄浦区方志办原副主任汪志星得知此事，特意邀请文化学者余秋雨，为饶家驹墓地纪念碑题写了“仁者爱人”四个大字；上海师范大学的几名大学生听完苏老师的讲座，感动不已，很快创作出儿童绘本《口袋里的爷爷》，他们想跟随老师的脚步，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不同年龄的人。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一书被设计成“档案盒”的形式。
今年7月，苏智良和王海鸥师生共同完成的《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一书出版。新书被精心设计成“档案盒”的形式，从“盒子”里慢慢抽出书本，饶家驹慈祥的面孔出现在眼前，仿佛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在众多寻访者不懈的打捞下，终于重现。
历史缓缓归来，苏智良说他还有两个愿望，一是早日建成南市安全区纪念馆，二是拍摄一部关于饶家驹的电影。他相信，这部电影会比《辛德勒的名单》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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